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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之:人民电影的开拓者(下)

发布日期:2014-08-01 16:14:00 点击次数:[]
 
四、开创人民电影事业
人民电影一般是指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但是它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袁牧之投奔延安,参加了延安八路军总政部电影团的创立,1938年电影团成立,袁牧之担任总编导,转战抗日前线和敌后根据地,拍摄了解放区第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1940年,为了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受党中央派遣,袁牧之去了苏联,因苏德战争爆发,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到东北解放区。在黑龙江的兴山,袁牧之领导东影人在荒山坡上创建了第一座人民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为了根本区别于旧的电影制片厂,把东影建成一个正规的电影企业,袁牧之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这些实践和探索为新中国电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东影成为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就是在东影拍摄的。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又亲自参加了组建中央电影领导机构,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正式成立,袁牧之出任第一任局长,在三年多任局长期间,创造了新中国电影艺术的第一个高峰,1951年举办的“新片展览月”放映了26部由国营厂拍摄、质量上乘的影片,标志了人民电影艺术初战告捷;电影观众数量猛增,发行收入比1949年增加了7倍;到了1952年,电影业已在全国11个有利润上交的行业中排行第六,电影不仅成为国家最有利的宣传工具之一,而且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延安电影团到新中国中央电影局成立,整个人民电影初创时期,袁牧之始终都是参加者、创建者和领导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电影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初创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与世纪伟人的特殊交往
自1938年参加革命以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袁牧之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怀,因此,他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世纪伟人都曾有过特殊的交往。
在延安期间,袁牧之曾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两次宴请和亲切接见。第一次是在1939年1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即将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拍摄前夕,毛泽东主席专门邀请袁牧之等人到他的窑洞去做客、吃饭。席间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电影团工作情况,袁牧之一一地作了汇报。毛主席风趣地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专长,将来胜利以后工作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拍摄长征就不可能,没有条件,将来胜利以后你们就有可能拍了。这是袁牧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第二次是在1940年春,袁牧之赴苏联之前,毛泽东主席特意在杨家岭家里设宴为他和冼星海饯行。警卫员听说主席要请艺术家吃饭,还特地跑到老乡家里买了一只鸡。袁牧之最先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他向毛主席汇报了电影团在敌后和前方拍摄的经过和某些细节,毛主席听得很仔细,也很有兴趣,还不时地插问。最后,袁牧之兴奋而激动地向毛主席报告,他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这时,冼星海也到了。席间,毛主席兴致很高,劝他们喝酒,要他们吃菜。毛主席还说,你们这次去苏联,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部影片的制作,同时也要对苏联的电影事业和音乐艺术进行考察,学习他们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设和发展电影事业及音乐艺术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后的借鉴。吃完晚饭,毛主席又特别关照袁牧之和冼星海说,目前只有国民党与苏联有外交关系,你们在西安办出境手续时,护照上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要用化名。后来,袁牧之化名为“李涛”,冼星海化名为黄训。
早在1937年秋,在武汉袁牧之就与周恩来有了交往。为去延安拍摄电影作准备,周恩来曾派袁牧之去香港购买电影器材。袁牧之自香港购得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英尺的16毫米胶片返回武汉后,周恩来又安排他秘密会见荷兰着名的电影导演、世界知名的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1898-1989)。袁牧之与伊文思两位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艺术家见面后谈得很投机,伊文思还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埃摩”手提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赠送给了袁牧之。就是靠袁牧之从香港购回的和伊文思赠送的这一大一小两台摄影机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人民电影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任中央电影局局长期间,因工作关系,经常与周恩来总理有直接接触。有一次,苏联电影专家来华访问,因为袁牧之懂俄语,周恩来总理就安排由他直接接待。周总理与袁牧之一起商量接待苏联贵宾的细节。谈完工作,袁牧之告别总理起身离去。突然,总理把他叫住了:“牧之,你等一等。”只见总理将他上下打量了半天,然后问道:“你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衣服?”这时袁牧之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穿着的一件丝棉短褂已破旧不堪,破损处已露团团棉絮,下身穿的一条已过了时的马裤,也已破旧。被总理一问,袁牧之像个孩子一样天真地说:“回去赶快买衣服,赶快买!”周总理又看了看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你的头发是不是也应该修理修理,不能披头散发的样子去接见外宾啊,你是代表整个中国形象的,这副样子,岂不是让外国人笑话吗?”从总理处回来后,袁牧之立即找来秘书,吩咐他快去帮他买衣服,袁牧之笑着对秘书说,受到总理的“批评”了。
1954年,袁牧之因病离职休养,以后,他仍然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曾先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又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1954年在杭州养病期间,袁牧之还与女作家丁玲一起四处奔走,在当时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和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文化局局长黄源等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濒临灭亡的“昆剧”剧种,一时传为美谈。
1978年6月30日,袁牧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逝,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座永久的丰碑。袁牧之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更是宁波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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